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庆龙来我中心作“中印关系百年：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交汇”讲座。在讲座上，孟庆龙研究员结合自己多年研究中印关系的学术经历，从中、英、印等国的一手档案资料出发，与在场的师生们分享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中印关系发展史的思路、立场与方法。现将要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近百年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经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国革命和抗战时期中印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阶段；（2）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印走向公开分歧、冲突乃至战争及此后的对峙；（3）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中印关系逐步缓和、正常化与和平发展阶段；（4）20世纪末至2017年，印度对中印关系的“调试”与“调适”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
此阶段中国正处于革命和抗战时期，中印之间的关系处于相互理解、鼓励和支持的状态。
早在1925年中国发生的“五卅惨案”及“三罢”斗争，就引起印度国大党等民族主义者的重视和同情。甘地等民族领袖发文，讲到印度被英国统治与中国人民遭受奴役的关系，建议中国人民也用非暴力方法开展反侵略斗争。国大党专门通过了同情中国革命的决议。
1937年7月7日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后，印度国大党领导印度人民给予了极大支持。国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与一直坚持敌后抗战、力促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直接联系。尼赫鲁号召印度人民踊跃捐献，购买药品等帮助中国军民，著名诗人泰戈尔等纷纷带头募捐。印度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给中国军民以极大鼓舞，中国各大报纸称这种支持为“兄弟般的帮助”、“真正的患难之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印度对处于国际孤立中的中国示好，一是与中国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利益，二是内心里希望中国知恩图报，让印度保留此前英帝国在中国、特别是在西藏地区的特权，认同或默认中印边界的“既定安排”。尼赫鲁对“大印度联邦”的追求，使得中印自建交之日起就开始酝酿日后纷争和冲突的种子。
1954年6月25至29日，周恩来首次访印，在与尼赫鲁的多次商谈中都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打消印度对中国的顾虑。28日两国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处理两国关系。周恩来此访开创了中印“蜜月”期，并借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话语，把中印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1955年万隆会议时达到顶峰。此后，边界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影响不断滋长，逐步显现。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印之间走向公开分歧、冲突乃至战争及此后的对峙。
1954年6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不久，尼赫鲁即下令印度的行政、防御和检查哨所都要推进至其要求的边界，“以维护印度的安全与领土完整”。到1954年底，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完成军事部署，全面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墨迹未干，印军就开始在中印边界中段大规模部署，侵占中国领土，以期造成在领土争端中对己有利的既成事实。至1958年，印度在中段边界已经逐步侵占了中国约200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54年中印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签字后所侵占。
针对1954年以来印度对我领土的蚕食，中央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示为以下几点：中印边界全线为未定界；印度的意图是想迫使我方承认既成事实；既要坚持原则立场，又不使矛盾尖锐化；目前解决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争取将来通过外交途径合理解决。
中国的忍让未能换来印度的收敛，它反而变本加厉地蚕食中国领土。1958年10月，印度就中国修建阿克赛钦公路向中方提交备忘录，称阿克赛钦“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这是印度首次对阿克赛钦地区提出正式的要求。1959年，“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 的相继发生，使得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1962年10月，边界战争爆发，两国关系降到冰点，印度与中国走向战略对立。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期是中印关系逐步缓和、正常化与和平发展的时期。
在七十年代，中印两国之间开始缓和试探，一度有过曲折回暖阶段，1970年印度总理英·甘地表示愿意寻求与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途径。但1975年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1988年12月，拉·甘地在其外祖父尼赫鲁访华三十四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随后，两国领导人互访，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边界问题和平解决的协定。
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签订《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印，签署《中国和印度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第四阶段：20世纪末至2017年
20世纪末至2017年，印度对中印关系处于的“调试”与“调适”的状态。
印度在“金砖国家”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但也把诸多“不如意”归罪甚至迁怒于中国，自以为手握“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亚国家”、“域外因素”、“地区合作”等筹码，在对华关系中屡屡采取消极立场。
然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印两国各自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印度手上“筹码”的分量和成色不断在下降。在西藏问题上，莫迪及其部分顾问认识到此前大打“西藏牌”是错误的战略选择，反而恶化了中印关系，印度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在边界问题上，洞朗事件后，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与1962年战败后大不一样，前所未有地深刻、全面、务实，从中汲取了不少“教训”。在台湾问题上，印度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将会更谨慎、收敛。在与南亚国家的交往中，中印两国的影响此消彼长，印度的“霸道”会减少，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合作会增加。在域外因素方面，印度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期许”会降低，但依然会相互拥抱，以增强其外交“造势”。在地区合作层面，印度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印度独立后，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被美英等国“尊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一直很难真正融入西方体系，从未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和“尊重” 。回顾百年中印关系史不难发现，中国才是世界上对印度最真诚的朋友。现阶段中印关系走向成熟，浪漫因素减少，务实层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前不久，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保持频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深化合作，符合两国和亚洲地区发展繁荣的共同利益。中印历经相互支持、分歧冲突、和平发展后，将走向务实合作，这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
（文字整理 ：万佳 编辑：付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