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原文刊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
本文为原文部分节选
随着世界海洋局势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中美两国的海洋战略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向海洋强国迈进，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反观美国，其海洋战略在形式上虽是翻新，但其本质却愈发保守。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印太”取代了“亚太”，从官方的战略层面明确了“印太”的地理边界“从印度洋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同时，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Rival Powers），并认为“中国试图颠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扩展其国有经济模式，重构地区秩序。”其背后所透露的是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恐惧，也表露出美国对其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忧虑。
（一）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虽对奥巴马政府 “再平衡”战略的某些作法提出异议，并不再公开提及此战略，但其内核却被保留了下来，并用新的“印太战略”命名之。以“印太战略”代“再平衡”战略，逐渐构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核心，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 1.“印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先是在2017年10月访问印度时确认“印太”概念，特朗普11月的亚洲之行多次提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就“印太”提法取得共识。当前，“印太”已取代“亚太”，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足见“印太战略”之地位。
“ 2.“印太战略”加速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架构的转型”
自二战后，不同于美欧之间的多边同盟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核心、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轴辐体系”。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相对衰弱，美国凭一己之力维系原有的“轴辐体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要求盟国承担地区安全责任、分享地区安全负担、共享地区安全利益。美国的安全体系从“轴辐体系”向多边化、网络化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日本的“次轴心”地位更加突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盟国间的军事合作，提升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地位，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对特朗普政府 “印太战略”的出炉亦有推动作用。
“ 3.“印太战略”加大了美国与其盟友在亚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矛盾”
当前，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架构只在地缘政治层面起到了稳定盟友及伙伴国的作用。但相较于安全层面，特朗普政府并未在亚太地区提供新的地缘经济战略，反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至少暂时放弃了构筑亚太多边经济框架的努力，导致“印太战略”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失衡。
“ 4.“印太战略”预示着中美战略竞合关系进入“新时代””
首先，“印太战略”重塑了中国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在“亚太”的地缘视角下，中国仅是太平洋西侧边缘的大国，较日本更为遥远。而在“印太”视角下，中国居于中心位置，且处于日、印、澳的包围之下。同时，将中国置于战略中心的定位，既是“再平衡”精神的体现，也是“再平衡”手段的映射——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
其次，“印太战略”加大了中国在地区安全上的压力。从北方的黄海（朝核危机）到台海，到东海（钓鱼岛争端）再到南海，都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的争端解决带来新的考验与困难。
最后，“印太战略”还将对“海上丝路”的建设带来政治压力。在“印太战略”的地理框架之内，有很大一部分与“海上丝路”沿线相重合。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而域内国家需要美国维护地区秩序。所以，美国利用其业已存在的政治优势，对中国“海上丝路”建设形成阻滞，遏制中国将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是其“印太战略”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
（二）中美海洋战略的分歧和磨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中国的周边海洋战略立足于发展海洋经济，不断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保障实施海洋及其资源开发的安全环境。美国的“印太战略”则是维持其海洋霸权和阻滞中国发展的战略。具体来看，中美海洋战略的分歧和磨合主要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上展开。
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从地区向全球领导力延伸，内涵从话语权向规制权转移，竞争点从中低端领域向高科技部门转移，范围从双边向第三方和多边机制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这是美国对华战略本质的真实写照。
在地区层面，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和交替升温。美国维持地区传统同盟体系的能力下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安全和经济两大地区战略抓手失衡，中美战略磨合与竞争的重点由东南亚向北转移，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国家间以及中国与美国等域外国家关系的主要变量。南海问题出现缓和迹象，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不再将所谓“南海仲裁案”作为筹码，南沙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的“双轨思路”得到进一步体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也顺利达成，但随着各方执法、巡航等活动的幅度增强，突发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可能成为海上博弈的主要方面，甚至不能排除其他国家在相关涉海问题上援引裁决结果，甚至效仿此案将其他争议提交国际司法仲裁程序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后遗症。因此，积极推动完善中美四大高级别对话机制，用好首脑外交的契机阐明各自在高度敏感性议题上的基本原则及政策底线，是避免中美在海洋问题上产生战略误判的关键。
（三）中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应对
事实上，中美两国对“新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而美国则认为新时代是“竞争的世界”（Competitive World）。中国的心态更加积极，而美国的心态愈发保守。时代认知的差距，必然导致战略行为的分歧。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仍是“接触与遏制”，在“印太”的战略基调下，对华遏制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反之，中国在应对美国充满“冷战思维”的战略模式之时，不可陷入其战略框架，要跳出其战略陷阱，发挥自身的战略优势。在美国人讲斗争的时代下，中国更要宣示和平的重要性，中国在海洋战略上要有自己的新思维与新模式，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
第一，在战略理论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超越了西方海权理论。首先，西方的海权理论有其时代局限。西方的海权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为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所形成的理论。马汉版“海权论”的哲学根源受古希腊雅典海军传统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颇深，且针对英法百年战争之经验总结，遂成一家之言。后世，无论英国人科贝特还是苏联的戈尔什科夫，都基于海陆争霸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一套基于争权夺利的海权观点。其次，西方海权理论的存在前提是一个“霍布斯式”争权夺利的世界，是当前国际海洋秩序不平等不公平的体现，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不符，亦与我国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违背。最后，当代海洋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海上反恐、反海盗等问题，都需要合作而非斗争。
第二，在战略思维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发扬和平合作的传统。600年前，郑和曾率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跨过南海，渡过马六甲海峡，途径印度、红海及东非海岸。此番远航既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以和平之姿态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旅程，与后世的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叩关形成鲜明对比。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马来西亚时曾撰文指出，“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七下西洋，五次到访马六甲，在中马两国史书上留下丰富的记载，三宝山、三宝井和许多美丽的故事广为流传。这首先归功于郑和当年的‘有所为’。据记载，他在这里敦睦邦交、发展贸易、帮助当地军民修筑城墙，驱逐海盗、平息冲突、维护海上安宁、传播农业、制造、医学等生产生活技术。从后世的角度看，中马交往这段佳话的特别之处，还在于郑和的‘有所不为’。他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来到这片富庶之地，并没有搞掠夺，也没有搞扩张，更没有搞殖民，留下的是当地传颂了几个世纪的善举和义举。不仅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实现了‘己欲达而达人’。郑和维护正义、兼济天下的事迹，正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思想精髓，也是地区国家绵延至今的共同精神财富与文化基因。” 概而言之，“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郑和精神”是中华民族海洋实践中的珍贵历史遗产，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当代，发扬与继承“郑和精神”既是中国海洋外交中“和平理念”的历史传承，也有助于中国特色海洋战略更好地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在战略行为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需要以合作为根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首先，中国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海洋安全机制。在应对朝核危机、钓岛争端、南海争端等安全议题时，利用逐渐推进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机制等对话谈判经验，积极应对潜在挑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反海盗、海上反恐等议题上，构筑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中国的大国责任。
其次，要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战略平台，进一步夯实海上经济合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环保、灾害管理、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最后，要积极构建海上人文交流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与异质文化的引进来，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开展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排除误解，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