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以“全球性大国”的姿态筹谋和施展外交，在周边外交等方面越发强调进取有为，尤其是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强化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应该说，“互联互通”已成为理解中国周边外交变革和未来趋势的核心理念之一。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强化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也需要将获取更大的“联通力”（connectivity power）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点。
互联互通：走向合作共赢的途径
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权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如果能够不断增强与相关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联通性”，就有望成为21世纪的真正强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互联互通”作为政策理念纳入其中，“互联互通”与高举共赢旗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一脉相承。
2013年10月，习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2014年11月，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召开前，中国政府专门举行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邀请蒙古国、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领导人共商大计。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他还强调，要实现亚洲国家联动发展，亚洲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的夜空灯火辉煌。
从过去四年多的政策实践看，中国虽然不是互联互通概念的首创者，但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互联互通倡导者和引领者。一方面，中国借助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等机会，力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带动地区国家和相关组织积极参与互联互通这项大事业。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成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与欧盟设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等，通过实实在在的机制构建、共同规划、项目合作等，推动互联互通的深化。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联合公报专门列举了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互联互通倡议和构想，并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与它们的深度对接。正如习近平所做的生动比喻，“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互联互通的深化离不开“结伴”的意愿与“借力”的智慧。
“互联互通”与中国周边外交新局
中国推动的互联互通合作，既受到周边国家的热情响应，也为中国经略周边外交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遇。应当看到，制约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通不畅”或“通而不畅”。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关键，因势利导，开拓进取，赢得了战略主动。比如，东盟早在2010年就公布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MPAC2025) ，确定了五大优先战略领域，包括可持续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无缝物流、卓越监管和人员流动，还成立了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但是多年来，这一总体规划的落实却受到资金不足、技术力量欠缺等问题的影响而进展不彰。据测算，未来15年东盟互联互通项目所需资金约为3.3万亿美元，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超过110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作为，一方面与东盟加强政策沟通，并成立相应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注重与东盟成员国开展双边合作，打通关键环节。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印尼的“全球海上支点”战略、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等相互衔接，并通过一系列重大项目带动务实合作。2015年12月，中国-老挝铁路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一项目是“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有助于老挝摆脱作为内陆国家的交通封闭之困，从“陆锁国”变“陆联国”，并继而成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中国—印尼雅万高铁、中国—泰国铁路项目等也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在中国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也在2016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深化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互联互通的创新之举，也是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行动。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合作构想最早是由泰国方面在2012年提出的，中国充分发挥“成人之美的领导力”，以“亲诚惠容”为原则，携手中南半岛五国开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新篇章。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推动的互联互通既包括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方面的“硬联通”，也涉及政策对接、民心相通等方面的“软联通”，是涵盖物质性、观念性、制度性三个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此外，这种互联互通，不以削弱各国主权为代价推动跨国性合作，而是肯定主权、维护主权，注重发挥各国政府在促进合作方面的枢轴作用。不以建立“超国家实体”为目标，而是倡导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共生体系”。考虑到中国周边国家的差异性，互联互通合作充分尊重文明多元性和国际发展模式多样性，重视以共通的目标和理念凝聚各国合力，不搞“唯我独尊”，要“合唱”不要“独奏”，强调“对接”而不是“趋同”。同时，这一互联互通合作也是开放的，通过开展“第三方合作”等方式，避免阵营分立或零和博弈。比如，2016年正式运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有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参与，还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合作推动联合融资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可以说，互联互通正是一项“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大事业，它对于推动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成为构建中国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实体化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抓手。在新形势下稳定周边、经营周边、塑造周边战略环境，需要牢牢抓住和用好互联互通这一“中国所长，周边所需”的结合点，扩大利益交汇，推动责任共担，“广结善缘，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同时也要意识到，倡导“互联互通”，不仅仅是一种政策目标，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范式，是为引导周边地区秩序良性转型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本文作者：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刊发于
《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